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审议了这两个法律修正案的草案。

因此，不同于普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原则上应当得到法院的尊重和采纳。自1958年开始至1978 年期间，因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检察制度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未来，只有在坚持检察权法律监督权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检察权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国家目标，尊重检察权发展的一般规律，厘清检察权的权力边界，从构建具体有效的制度入手，扎实推进检察改革，方可早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体系。而捕诉一体化、侦查阶段的提前介入、派驻检察+巡回检察以及检察建议制度的规范化，则彰显了检察机关权力行使方式朝着科学化努力的尝试。强化检察机关的公共利益维护者角色和加强对包括政府执法在内的监督制约是互为表里的，也是我国回应公共利益维护诉求的当然选择。因应国家权力架构的调整，检察权外延和行使方式的变革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因此，应将检察建议的发展完善同检察职能的配置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根据检察职能的不同类型对检察建议进行类型化建构，明晰不同类型检察建议的功能和特质，在坚持检察建议一体化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的制度。

可见，检察官本来就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检察官制度自始即蕴含着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同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一步对检察制度进行了明确。(41)黄源盛纂辑：《晚清民国民法史料辑注》(一)，我国台湾地区犁斋社2014年版，第174页。

当阐述物权与债权为截然不同的权利性质时，大理院2年上字第131号判例称：查抵当权力在现行法例上亦为一种物权关系，故抵当权者之权利，对于抵当债务以外之第三人亦得依法对抗……反是，抵当权人之债权断不能令买主之第三人于提存卖家之外，更代债务者为单纯债务之偿还。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应当将祭产视为法人的性质。(14) 就二者的性质或效力，通常以相对权与绝对权或请求权与支配权加以概括。大理院认为：本院按，祀产系共有性质，其所有权属于同派之各房，自其设定之宗旨言之，本期永远保全，不容擅废。

至被承继人死亡后，依承继顺序立于得承继地位之各人，对于承继财产自属绝对无权处分，盖承继财产之取得应自其有效为承继人后始生效力故也，此本院认为至当之条理，亦判例所屡次采用者也。(61) 大理院在该案中遵循现行律的规定，认定该地所有权属于前买主。

进入专题： 物权 债权 。前项之履行债务，得依提存或抵销之方法为之。(68)黄源盛纂辑：《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物权编)，我国台湾地区犁斋社2012年版，第896-897页。参见[日]濑川信久：《物权债权二分论之意义及其适用范围》，载渠涛主编《中日民商法研究》(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177页。

(45)参见裘千昌著：《中国民法债编总论》，自版1948年版，第30页。故有物权之人实行其权利时，较通常债权及其后成立之物权占优先之效力，谓之优先权。王轶、关淑芳：《物权债权区分论的五个理论维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5-13页。关于物权绝对性之法理，该书民法卷物权编的总则章亦有如下说明，物权是权利人对物直接享有一定利益的对世权。

(50)以大理院3年上字第97号判例为例，本案中，甲向乙购买川土，二人间定有买卖书状，并载明以后行市涨落，两无翻悔，恐口无凭，立此定字为据字样。王利明主编：《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

大理院认为：本院按，前清现行律除与国体及嗣后颁行之成文法相抵触部分外，仍继续有效。(16)参见胡长清著：《中国民法债编总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页。

⑤金可可：《论对物权、对人权与向物权概念的缘起——兼论注释法学派及后注释法学派对债权物权区分论的贡献》，《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9期，第68-69页。(37)以上判例中，大理院援用民法条理或现行法例等，明晰物权是对于任何人均可主张的绝对权，具有对世性。(89)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50年台抗字第166号：使用借贷乃债权契约，非物权契约，货与人对借用物纵无所有权，亦可本于货与人地位请求借用人返还，亦即使用借贷之成立与所有权之有无，并无牵连关系。大理院3年上字第63号判例、7年上字第849号判例分别是对《大清民律草案》第983、324条的援用，而这两条则为1930年代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第199、765条所承袭。大理院4年上字第444号判例谓：按物权法理，永佃权人于权利之存续期间内，除设定行为禁止或有特别习惯外，得为耕作或牧畜将其佃权转让与人。又按债权法理，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得反乎债权人及债务人之意思，向债权人履行债务，而其履行债务并得依提存或抵销之方法为之，此定则也。

②司法实践亦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确立了区分原则甚至分离原则。(76)黄源盛纂辑：《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物权编)，我国台湾地区犁斋社2012年版，第95页。

就大理院判例、《大清民律草案》与《中华民国民法典》、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当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之间的承袭关系，试列下表简示之： 大理院时期 国民政府时期 当今我国台湾地区 备注 大理院3年上字第63号判例：不动产所有权人于法令限制内，得自由处分其权利。(20)《大清民律草案》就债权与物权之定义可谓清晰、周全，体现出债权相对性与物权绝对性的区别。

(三)物权变动中的物权债权区分 学者研究认为，德国法儒萨维尼以物权行为作为从债权向物权转化的桥梁，也将物权行为作为彻底区分债权与物权的内在支撑，从而使物权债权区分说与物权行为理论紧密结合。又能追及物之所在而实行其权利，谓之追及权。

(64)《大清民律草案》第1065条规定：各公同共有人，非经全体一致，不得行使其权利。⑥参见[日]濑川信久：《物权债权二分论之意义及其适用范围》，载渠涛主编《中日民商法研究》(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12)黄源盛纂辑：《晚清民国民法史料辑注》(一)，我国台湾地区犁斋社2014年版，第353页。虽然该行为在物权法上不生效力，但从债权法的角度二者的关系应予以认定，大理院在本案中明确区分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

(33) 二、大理院民事裁判对物权与债权的区分 晚清之前的传统中国法审判，并不存在近代民法学意义上的物权债权区分理论和模式，而学贯中西的大理院推事则通过法律解释等方法和智慧，将该理论融入民事裁判之中，确立了物债二元区分的判例模式。(丙)物权之种类及内容，必依法律之所定。

但亦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参见朱庆育著：《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2页。(77) 同《中华民国民法典》 《大清民律草案》第983条规定：所有人于法令之限定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

五、结语 大理院的司法实践是物权与债权二元区分论在近代中国丰富和发展的重要环节，物权的绝对性和债权的相对性、物权的支配性和债权的请求性在大理院判决中得以清晰地展现，大理院在物权变动中引入物权契约债权契约的概念以及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在上述判例中，大理院明确债权为请求权的意涵在于请求相对方给付(赔偿所受损失、请求对方履行义务)，这种请求权既不能直接支配债务人的财产，也不能直接支配债务人的人身。

(49)黄源盛纂辑：《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物权编)，我国台湾地区犁斋社2012年版，第116页。《民国民律草案·债编》第286条规定：债权人得据债之关系，向债务人请求给付。这种仅得对特定人请求一定给付的权利，即法律关系仅存于相对特定人间，其后之学说称此为债权(债之关系)的相对性——债之关系的特定权利义务存乎一定私人之间，债权作为一种请求权，而非支配权，只拥有对特定之人请求一定给付(为一定行为、不行为)的权利，故谓债权具有相对性。经中世纪注释法学派对对物权(ius in re)对人权(ius in personam)概念的丰富和发展，⑤以及波蒂埃、康德等对物权债权概念的创设和丰富，⑥至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将物权与债权进行对立、比较的考察，构成物权债权区分论的真正起点。

后土价陡涨，乙将川土另卖与他人，并声称当时自己未收定银，该契约不成立。(40)黄源盛纂辑：《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债权编)，我国台湾地区犁斋社2012年版，第161-164页。

本案采各国之立法例，并斟酌习惯，特设本编。(42)依据原审认定的事实，被上告人系与宋东笵形成债权关系，若上告人既无承认债务的行为，也无债权转移的原因时，被上告人只得对于特定义务人宋东笵主张权利。

(86)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99号：债权债务之主体应以缔结契约之当事人为准，故凡契约上所载明之债权人，不问其实际情形如何，对于债务人当然得行使契约上之权利。(52)《大清民律草案》第536条规定：双务契约当事人之一造所负担给付，因归责于己之事由而不能者，相对人得请求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或解除其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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